有调查显示,2013年男性平均寿命77岁,女性高达83岁,然而高龄也让各种与老化有关的疾病相继而来,如高血压、心律不整、心脏冠状动脉疾病、骨质疏松、脊椎退化、髋关节骨折、中风,以及各种神经退化性疾病,如阿兹海默症等,生活的独立性逐渐受到考验。
妻子的年龄通常比先生小几岁,女性的平均寿命又比男性多6岁,当逐渐老去,妻子的体能和健康常比先生好,且随着年龄增长,这种差距会愈来愈明显,因而妻子会很自然的、慢慢的成为先生的照顾者。 不难看到年轻气盛的夫妇,一点意见不和就吵得不可开交,但到了老年,就像急湍的水流转为平顺,感情变得融洽,也更能互相包容体贴。
相伴到老真是幸福,令人钦羡,但然后呢?再恩爱的夫妻总有人要先走一步,常常留下来的都是女性。 儿女虽是很好的依靠,但时代不同,社会变迁,儿女事业忙碌,生活奔波,更何况有些还远居国外,纵使孝顺,也很难随时承欢膝下。
因此,当还是双人行时,就要有随时为独行的那一天预作准备,就不会慌张失措。那么银发族该如何准备?
1、参与并熟悉家里的财务规划。 如果先生还有事业经营,也要知晓其财务结构。 老本是退休族尤其是独居老人的生活保障和尊严的维持。
2、身体要顾好,保持活动量。 如有慢性病要定期回诊追踪,将来才不会成为儿女的负担。
3、维持原有的或培养新兴趣。 如看书读报、打牌、看电影、唱KTV、郊游健行或出国旅游等,到时才不会活得枯燥无味。 学习使用计算机、平板计算机或智能型手机上的各种社交网络,不仅可以与朋友和晚辈保持联系,自己上网找数据或玩游戏,更是海阔天空。
4、建立自己的人脉网络,如谈得来的姊妹淘。 尤其结交比自己年轻一点的朋友,不仅可以带来新观念,必要时他们还有体力、能力来帮忙。 又如参加社团、上小区大学,参与同学会或宗教团体等,让心里有所归属,并开拓视野。
5、与晚辈保持良好关系。 除非晚辈请示,否则不要介入或干涉其生活和事业,毕竟此时儿女都已成年,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平常对晚辈好,当病老到无法独居需要与儿女同住时,才不会被推托。 纵使将来住进赡养机构,还是需要儿女或晚辈帮忙处理事务,并期望他们有空时来探望。
有老来伴时,因为心存警惕早晚有分离的一天,更会珍惜与老伴相处的时光;而当不得不独行时,因为早有准备,也会走得平顺稳当,这就是我心目中幸福圆熟的银发日子了。
世界卫生组织在2005年倡导的老年友好城市项目,首次提出了“age-friendly city”的概念,随后这一理念逐渐被全球多国政府和组织广泛采用。 AARP在2000年定义的老年友好社区为包含支付得起的适宜住房、完善的社区功能与服务和多样化的交通方式选择等内容的社区。 而世界卫生组织则在2007年的《全球老年友好城市:指南》中,通过提供健康护理、社会参与和安全服务来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并鼓励实现积极老龄化的社区。 这一概念被广泛采用,并确定了老年友好城市的三大方面:城市物理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健康、社会环境与服务,以及八个主题:户外空间与建筑、交通、住房、社会参与、尊重与社会包容、社区参与与就业、交流与信息、社区支持与卫生健康服务。 全球范围内,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老年友好城市项目,老年友好社区的建设已经在全球37个国家的533个城市开展,涉及1.58亿人口。 加拿大马尼托巴省在2008年发起的“老年人友好马尼托巴行动计划(AFMI)”和美国纽约、亚特兰大的城市建设行动,以及香港在2008年成立的“香港长者友善社区”拓展小组,都展示了在老年友好社区建设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 这不仅通过政府、非营利组织和私营部门的合作,为社区提供资金和社会服务,还通过公众教育和长者参与,推动了长者友善社区的建设。 在中国大陆,自2009年起,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在6个省份的9个城市和城区进行“老年友好城市”和“老年宜居社区”建设试点,包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山东省青岛市、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上海市黄浦区、杨浦区、长宁区、浙江省湖州市等地。 这些试点城市都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和评价指标体系,旨在推动老年友好社区的建设。 在建设过程中,青岛、上海、南京等地的实践展示了不同地区的具体做法,如青岛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和评价体系,上海、南京等地则通过财政支持和社区自治等方式推动建设。 在设计老年友好社区时,应重点考虑基础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社会支持三方面。 基础环境设计要点包括安全的交通系统、照明与标识系统适老化、友好的社交环境、多能性的景观设计以及适度适老的居住空间。 社会文化环境设计则强调设置适合老年人的休闲锻炼场所、鼓励老年人参与各种活动和社交,以及倡导社区自治。 社会支持方面,通过智慧社区建设、健康服务和时间银行等机制,为老年人提供便利和参与机会。
2月23日,一则“低龄老人就业难:58岁清华毕业找不到超5000元的工作”的消息登上热搜,老年群体就业话题再次引发热议。 在我国试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政策背景下,低龄老年群体的求职需求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8亿人,占比为19.8%。 有人口专家指出,从人口结构看,未来30年是一个低龄老龄化的时期,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会大幅增加,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速。
另据天津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数据,60-65岁的低龄老年人中有意再就业的比例为62.1%,55-59岁即将退休的“准老年人”中有意愿退休后再就业的比例为72.7%,这些数据反映出老年人具有较强的再就业意愿。 2022年8月26日,由中国老龄协会老年人才信息中心主办的“中国老年人才网”上线仅仅两天,已有超过5000个中老年求职者、超过100家招聘企业注册。
对于部分低龄老年人而言,在面对退休时,感受到的是一种常规生活节奏被打破的“不适应”感。 即使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退休的老年群体应该会心甘情愿过上“含饴弄孙”、“种花养鱼”的闲乐生活,与职场彻底划上界限。 但是事实上,随着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和身体素质的提高,不少老年人仍有再就业的计划与能力。
他们中的有些人,觉得自己的身体和精力还能在职场来一场“二战”;有些人渴望着在职场与退休生活的过渡期中平稳这种割裂感;还有些人怀揣着“宝刀未老”的自信与锋芒,想要在年轻人的天地中再度定义自我价值……
今年58岁的王叔叔,毕业于清华大学,于退休前他一直在一家外资企业担任项目经理的职位。 高学历和充足的工作经验,这是许多企业在招聘人才时的硬性要求,但是王叔叔的“再就业”之路布满荆棘。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的时候,王叔叔表示,自己从去年8月就开始在网站上四处投简历找工作,到现在已经将近半年的时间,但是这一期间基本上没有企业联系过自己,“网站上的招聘企业少,和我专业对口的企业更少。”
王叔叔表示,其实自己目前对于职业的要求并不高,期望薪资5000元以上即可,“家里人比较支持我找工作,我自己身体也很好,有精力投入每周5天的工作,我对于具体的行业和公司规模也没有要求。”
“希望能够找到管理岗、顾问岗及培训导师岗之类的工作,但是也不是急着一定要找到工作,实在找不到工作就在家喝喝茶,锻炼锻炼身体,有时间再出去旅旅游。 ”王叔叔已经为自己的未来退休生活做好了规划。
招聘老年人的企业少,加之合适对口的岗位更少,这些困境堵住了以王叔叔为代表的老年群体想要通向“再就业”世界的道路。
2月22日,据北京商报记者调查,目前大部分招聘平台基本尚未面向老年人开辟专区,老年人在求职过程中仍以线下、朋友介绍等方式为主要渠道。 在中国老年人才网上,点击“求职招聘”后,在招聘页面首页出现频率较高的也基本是些生活服务岗位,例如“酒店客房领班”、“停车管理员”、“保洁人员”、“保安”等,适合高学历低龄老年人求职需求的岗位总体数量仍然较少。
现实情况是,在“再就业”之路上陷入困境的,除了大多数像王叔叔这样的高学历低龄老人外,还有些低学历或者无学历的低龄老人,即使找到了对口工作,也面临着新的问题。
57岁的王丽琴(化名),回忆起她工作以来的30年时光,是“像陀螺一样不知疲倦地旋转”。
27岁那年,王丽琴从上海人民工具厂下岗后,因为学历不高,她辗转打过十来份工,做过售货员、幼儿园保育员、保洁员……每日忙忙碌碌,甚至有时候会同时打两份工。 王丽琴的上班日常,大多数时候是“清晨4点出发,下午4点半到家”,每周循环。
与王丽琴同样年纪的上海阿姨,日常多是过着旅游、跳舞、打牌的享乐生活。 但是王丽琴的生活,是沉浸在各种工作上的杂事中,小心计算着每一件事所结束的节点。
为了省钱,王丽琴几乎从不坐地铁。 公交加步行,是她找到的上班途中的“最优解”:先转929路,倒两趟车到达上班地点,然后开始保洁工作,6点半左右结束后又步行300米赶到另一家公司干她的第二份保洁工作。 中途,还要抽出点时间去公司食堂帮厨。
王丽琴的丈夫,原本是钢铁厂的锅炉工,2009年病退后,养家糊口的压力便转移到了她一人身上。 虽然在上海出生长大,但是夫妻俩年近六十还没有自己的房子,2020年,王丽琴一家申请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他们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还是背上了近100万的外债。 所以,即使明知退休后每月可以领到4000余元的退休金,王丽琴也不敢休息。
有很多像王丽琴这样的低龄老人,他们紧紧抓住法定退休年龄这道红线,在“找份工作多赚点钱”这条路上苦苦挣扎。 因为按照我国劳动法规定,一旦超出法定退休年龄,便不在劳动合同法适用范围内,退休后再就业的劳动者与企业只能签订劳务合同。
劳动与劳务,一字之差,获得的保障却相去甚远。 在法律上,只有签订劳动合同才能确立劳动关系,没有确立劳动关系就无需缴纳五险一金,也就没有工伤保险,被辞退了也没有补偿金,仿佛进入了权益保护的“真空地带”。
北京市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理事、老年人口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唐丹曾提到,有些企业愿意雇佣退休后的中老年群体,就是因为他们“更划算”——不需要交五险一金,能接受更低的薪资待遇。 不止如此,像王丽琴这样的低学历老年群体,即使还未到法定退休年龄,在找工作时也会由于年龄问题,自愿接受较低的薪资待遇。
无形之中,“我老了”仿佛已经成为企业和求职者双方默认的隐性劣势。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虽然具体实施时间尚未明确,但从一系列信号来看,未来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只是时间问题。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如何在有需求的低龄老年人与对口岗位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如何促进“银发族”灵活就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2023年2月20日,《工人日报》发文称,当前全社会已充分意识到老年群体中蕴含着丰富潜能和广阔市场,促进低龄老年人再就业已经从理念逐步转化为实际探索。
2022年8月正式上线的中国老年人才网,一直在积极发掘老年人力资源。 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中国老龄协会会长王建军表示,“中国老年人才网旨在为老年人再就业拓宽渠道、搭建平台,加快老年人才集聚,打造老龄人力智库,推动老龄人力资源开发,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完善低龄老年人就业体系,事关老年群体的晚年获得感和“银发红利”的实现,是亟待探索的全新领域。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丽宾在研究老年人就业话题时发现,“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的角度,有相当比例的退休老年人需要就业”。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55.83%,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有空间也有潜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研究员毛宇飞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提到,低龄老年人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优势,促进其灵活就业有利于充实整个市场中劳动力的供给数量,但是目前具体实行起来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有就业意愿的低龄老年人和有用工需求的单位或个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性,而且低龄老年人就业市场不均衡,可能在行业、职业、城市、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矛盾。”
毛飞宇建议,要健全低龄老年人灵活就业的相关法律制度,减少用人单位的年龄歧视,提高就业机会的公平性。 同时,完善低龄老年人灵活用工形式、合同签订、工作时间、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 此外,要强化职业培训,提高低龄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搭建低龄老年人灵活就业的信息平台。
目前,相关制度法规正逐步完善。 例如,浙江省就发布了《关于试行职业技工等学校学生在实习期间和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在继续就业期间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逐步探索扩大工伤保险制度覆盖范围,关注老年群体的劳动者权益。 在实践中,我国正不断探索低龄老人就业的新思路、新前景。 未来,仍需要结合实际进行全方位的科学布局和长远规划。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尊重他们的需求,也是在尊重未来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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