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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海外扩张事业中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马六甲王国。 在郑和船队抵达马六甲之前,被迫从淡马锡搬迁至马六甲的拜里米苏拉,仍不得不向泰国的大城王朝纳贡称臣。 也许有一天,马六甲王国能够摆脱暹罗人的控制,但不要忘记,南边还有爪哇人的满者伯夷帝国,在虎视眈眈呢。 以大明王朝和郑和船队的实力来说,是完全有能力重塑南洋地缘政治结构平衡的。 顺势给旧港的华人领袖,册封一个宣慰司的头衔就是这一能力的体现。 不过旧港宣慰司一类机构的设定,并不表明苏门答腊等地,曾经在明朝时成为了中央帝国的殖民地。 在羁縻化外之地时,类似头衔更多只是在彰显中央之国的中心地位。 维持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平衡,使之为影响自己的利益,才是大明王朝的统治者所希望做的。 这种想法与后来大英帝国,在欧洲维持大陆平衡政策的出发点类同。 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这首耳熟能详的童谣,同时也揭示了一个博弈理论:参与博弈者越多,彼此间的牵制越大。 反之,对于外部平衡者来说,恰恰又是最愿意看到被平衡板块碎片化的。 为了做到这一点,英国人不愿意看到欧洲出现一个绝对的王者(更别说一体化了);中国人也同样不想看到,东南亚有一家独大情况出现。 就马六甲这条关键水道来说,无论是归属了腹地在中南半岛的暹罗人(大城王朝),还是被统一了南洋诸岛的爪哇人(满者伯夷)所控制,都有可能造成一家独大的局面。 即使中国人主观上没有介入马六甲周边地区地缘矛盾的想法,仅仅是为南洋带去的贸易利好,也有可能打破地区平衡。 换句话说,这种利好更加倾向于谁,就会助力其在地区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这种情况下,抛开暹罗、爪哇两支业以坐大的势力,在二者之间扶植一个弱小的第三方,对维持地区平衡反而有利。 最起码,在南北两面都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新生的马六甲王国会更愿意将自己的利益,与中国进行捆绑,或者说置于大明王朝的保护之下。 马六甲并非唯一的选择。 没有选择马六甲周边地区的其它城邦(或者部落国家),一定程度是因为马六甲王国统治者,与三佛齐王室之间的继承关系的。 无论是政治还是商业合作,合作者本身的素质都非常重要。 相比马六甲周边地区,大量存在的部落级别的政治体,源出三佛齐的马六甲王国,并不需要政治及商业理念的培养。 简单点说,会更懂 游戏 规则。 穆斯林商团与马六甲王国之间初步形成的合作关系,或者说王国已初步带有的伊斯兰属性,是郑和选择马六甲王国作为合作对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抛开郑和本身信仰所带来的亲近感不说,在信仰佛教的暹罗人,与以印度教信仰为主的爪哇人之间,插入一个以伊斯兰信仰为基础的国家,将从结构上阻止三方融合,避免一方做大的情况出现。 事实上,今天马六甲周边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大体也是呈现如此平衡泰势。 试想一下,如果马六甲海峡整体置于泰国或者印尼的国土范围内,将对马六甲海峡及整个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造成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可供参照的例子,是将整个黑海-地中海通道,打上土耳其海峡标签的土耳其。 对这条重要水道的控制,保证了土耳其即使在奥斯曼帝国没落之后,仍然能够在西半球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土耳其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地位,还体现在其宗教上的伊斯兰信仰,与政治上世俗化(或者说西方化)的双重属性。 这使得土耳其人客观上,有机会承担连接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使命,并从中为自己获利。 当然,这种蝙蝠的身份同时也是一柄双刃剑。 即有机会左右逢源,亦有可能里外不是人。 两种属性中的某一种一旦过于强势,不仅可能会造成内部分裂,更有可能引发外部的不安。 15世纪初的马六甲王国,所承担的正是这样一个纽带的角色。 对于郑和所代表的中央之国海洋势力来说,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穆斯林已经在马六甲海峡以西的整个西洋(印度洋)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在南洋周边地区,穆斯林商人的渗透工作,也绝不比中国人差。 甚至出现,中国移民皈依伊斯兰信仰的情况(反向则几乎没有)。 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在海外启用中国穆斯林,还是扶植马六甲王国这样的伊斯兰信仰国家,都能够让穆斯林商业力量,将大明王朝视为一个战略合作者,而不是一个竞争者来加以排斥。 马六甲的综合优势,使之成为了郑和船队在南洋最重要的海外基地。 郑和船队不仅协助马六甲兴建港口、城寨,还将此地作为中国使团和货物的集散之处。 也就是说,大明王朝的使者,以及带往南洋进行交易的货物,会先在马六甲停、贮,然后再分别前往周边地区。 一旦外交和贸易任务完成,分散出去的使团也是回到马六甲集合。 这一举措,不仅使得马六甲一跃成为了整个东南亚的贸易中心,更为之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利好。 脱离暹罗控制立国,便是这一利好的初步体现。 当然,能做到这一切的前提,一定是主动表示加入中央帝国的朝贡体系,并频繁入贡以示好大明王朝的统治者(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 为了维持这种有利于中国的平衡,大明王朝甚至数次在暹罗人进犯马六甲时,要求暹罗保持克制,不要做打破平衡之举。 借助大明王朝扩张海外影响力的大势,在15世纪的上半叶,马六甲不仅控制了马来半岛南部,还跨越海峡,控制了相对应苏门达腊岛海岸线(今印尼廖内省地区)。 也就是说,这个瓶颈型海峡最重要的东部瓶颈部分,尽为被明朝称为满剌加(马六甲)的王国所有。 然而,因为郑和船队在海外布局时,重用中国穆斯林,及与满剌加这样伊斯兰色彩国家交好,就认为郑和是在假公济私的传教,也是有失偏颇的。 上述做法,更多是基于国家利益,及当地的局势而因势利导罢了。 另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体现在对锡兰的外交态度上。 作为印度洋上另一个重要的航线节点,郑和本人曾经六次到访这个僧伽罗人(佛教徒)主导的锡兰岛,甚至曾经在第三次远洋之时,开启过一场战争,并俘虏了对郑和船队不太友好的斯里兰卡国王。 以明史的记载来说,郑和锡兰之战的原因,与陈祖义被剿灭的原因一样,都是图谋郑和船队所携带的货物。 至于这是不是最根本的原因,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我们更关注的,是由此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 在锡兰显示强大武力之后,郑和并没有试图在岛上扶植一个伊斯兰政权,而是希望以佛教信仰为连接点,取得彼此的共识(被俘的国王后来也被放归回国)。 今天斯里兰卡的土地上可以看到,记录郑和布施岛上佛寺等行为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 事实上,尽管郑和出使西洋之举,客观上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包括马六甲王国在内的南洋国家传播,但南洋真正大量出现政教合一的苏丹国性质国家,却都是在郑和身死,明朝不再向海外彰显强大武力之后。 比如满剌加真正变成政教合一的马六甲苏丹国,并跨越海峡进入苏门答腊岛的时间,是在15世纪中期。 限制满剌加的扩张规模,也能够体现出明朝平衡外交的特点。 马六甲苏丹国在做大之后,无论是从政治、商业角度,还是身为三佛齐王室后裔的角度,都希望能够顺势得到由旧港宣慰司控制的,以巨港、占碑为中心的三佛齐故地。 只是能不能做到这点,绝不仅仅是个实力问题。 尽管郑和的逝去,意味着中央帝国在海上强势扩张时代的过去,但大明王朝在南洋布设的朝贡体系架构依然存在。 马六甲苏丹国如果想拿回华人管理的三佛齐故地,政治上也必须得到中央帝国的同意。 要知道,即使不考虑外交和军事上的风险,贸然开罪中央帝国,所带来的经济风险也是无法承受的。 最终大明王朝并没有满足满剌加对旧港的野望,虽然在位的旧港宣慰司,看起来应该是个中国穆斯林。 顺便说下,之前被封为旧港宣慰使(对外自称三佛齐国王)的施进卿,已于17年前故去,接替执政的,是其次女施二姐。 政权交替过程中,其长子施济孙与其妹妹之间,曾进行过激烈的权力斗争,并各自寻求包括明朝在内的外交支持。 这种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之争并非我们所关心的,探讨施二姐身份才更有地缘意义。 施二姐能够在旧港上位成功,是源于马来世界当时还不那么高的文明层级。 简单点说,就是马来世界当时还有很大成分的母系 社会 遗风,对女性掌权一事本身,并没有中国或者伊斯兰世界那么敏感。 即使在今天,马来地区内部还有不少地区、民族,有着显著母系制文化特点(比如马来西亚的森美兰州)。 公元1440年,独木难支的旧港宣慰司或者说三佛齐故地,重新归入了满都伯夷帝国的统治范围。 施二姐也率众移居爪哇岛,以避免在这个敏感之地成为博弈的牺牲品。 随着马六甲苏丹国的强势崛起。 为了更好的争夺贸易资源,南洋的人口中心——爪哇岛也在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掀起了伊斯兰化浪潮,并迫使满者伯夷帝国的印度教统治者,逐渐将势力范围退缩至东爪哇地区(直至灭亡)。 今天以 旅游 热点闻名于世的巴厘岛,则成为了满者伯夷/印度教文化的最后遗存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爪哇岛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除了来自马六甲的穆斯林商人以外,移居爪哇的中国穆斯林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这种选择也不难理解,在中央帝国重回闭关自守的状态后。 原本更愿意突出中国属性的天朝弃民们,客观上势必会突出他们的穆斯林属性,并最终在周边地区完成伊斯兰化后的彻底融入。 换句话说,现在无论在马来西亚还是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纯粹从血统上追溯的话,是很难追溯到郑和时代的。
[摘要]2002年12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启动,标志着我们在实践上开始摆脱多年来以跟踪模仿为主的科技发展战略,向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跨越式发展模式转变。 2003年以来,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据适度超前原则,科技部着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进一步国家意志化。 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基本动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争论有一清醒的判断。 有助于增强政策设计的系统性和前瞻性。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开始发生转变。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与科技部随后制订的科技发展规划和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总体目标,强调要在“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两个层面进行战略部署,在进一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同时逐步形成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群体优势和新的比较优势。 2002年12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启动,标志着我们在实践上开始摆脱多年来以跟踪模仿为主的科技发展战略,向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跨越式发展模式转变。 2003年以来,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据适度超前原则,科技部着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进一步国家意志化。 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基本动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争论有一清醒的判断。 一、国际政治动因:技术威慑成为斗争焦点 民族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既决定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也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20世纪末以来,现代高科技广泛运用于战争使得技术优势成为各种威慑力量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 国际关系的强权背后是技术强势的支撑,科学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体现。 今天的高科技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军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术上的领先是主权国家参与国际政治较量、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物质基础之一,技术威慑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为有效的威慑手段。 一个国家只有拥有符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现代科技工业体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实力和影响,获得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主动权。 在当代世界上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问题的那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央政府必须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通过科技发展战略的制订来引导其发展。 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与国家技术进步的两种主要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自主创新和“科技追赶”成为我们政策设计的基本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界安全观念的变化,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军事因素不再是国家间关系的唯一主导者,、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导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发生了某些变化。 “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使得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自身的科技积累和自主创新,将外资导向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引进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途径。 应该说,这种战略部署是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我们必须看到,高新技术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其发展已经不单纯是一项经济范畴的活动。 作为国家政治战略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术转让给中国。 由于一些国家将中国崛起视为是对既定国际格局的挑战,正在试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压制,因此经常把技术特别是高端技术问题政治化。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技术合作和引进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 我们必须分清科技发展的国家目标和企业目标。 在企业运行的微观层次,可以继续坚持比较优势的技术引进,但是在国家战略层面,必须坚持把技术的赶超和跨越作为重点,大力发展战略产业。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世界,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受侵害是一国政府的两项基本职能,也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 目前我国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担起保障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历史重任,“技术瓶颈”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角度来看,在科技发展上摆脱过去的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是我们必须确立的战略思维,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统一应该成为技术选择的出发点。 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可能有过去20多年那样好,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安全上的高风险期。 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综合安全利益出发,主动进行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提高国家战略能力,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者战争。 21世纪是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竞争的世纪,自主创新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最佳选择。 没有自己的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中国要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获得相对优势地位是不可能的。 我们逐渐成型的新科技发展战略之所以强调要着重研究解决事关国家中长期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性和前沿性高技术问题,在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高技术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产业实现技术发展阶段的跨越,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二、国内经济动因: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过去20多年中国的发展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数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明显超前于科技进步。 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虽然技术引进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中国自主科技进步进程缓慢,统计意义上的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知高并不等同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同步提升。 新世纪开始后,由于科技和信恩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到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就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 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南北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单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积累资本、换取技术、发展经济的做法已经落后于时代。 只有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中国自主产业的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换,我们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 21世纪前1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阶段。 这一时期自主科技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这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转型的一个主要原因。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个目标不仅是经济数量增长的概念,更是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的综合体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质的提升。 作为从属于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科技发展战略必须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服务。 现在,我国科技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为了实现科技发展“三步走”战略设想,争取到2020年前后科学技术整体水平达到发达国家中等水平的中期目标,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支撑我国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基础,必须完成科技发展由跟踪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转变。 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据适度超前的原则,从2003年开始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 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使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科技人才和科技市场,但是“全面开放、跨越发展”应该是我们在确定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时必须坚持始终的基本思路。 中国全方位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这一历史变化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外来型工业化”。 一方面工业化所需关键技术大多来自国外,另一方面东部和中西部经济联系不紧密,沿海地区的技术引进没有起到拉动内地经济增长的作用。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从世界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新型工业化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含量的经济,强调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这一变化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发展必须考虑可持续性,努力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资和国外技术的局面。 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国内技术发展。 新型工业化成效如何,主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提高。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普适性”:“科技是牵头的方面”应该落实到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 正因为如此,科技部在2003年工作要点中强调,“制定科学和技术长远发展规划”是实现科技发展战略向自主创新转变,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力的重大措施,必须以原始创新为主,引进和创新相结合,实现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努力使中国成为技术创新型国家。 三、世界经济动因:贸易保护主义和知识产权争端加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经济发展已经由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由过去单纯的纵向流动转向同时共存。 这一变化意味着作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没有必要严格遵照梯度转移的渐进式模式,而完全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步提供的有利条件实现本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 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格局中,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者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殖能力的提升上,发达国家更为注重科技研发,依靠知识产权来增加物质财富总量而把制造业等转向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依附关系:技术上的依附。 这使得落后国家的财富总量尽管与过去相比有所增加,但是却无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整体差距。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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